吕子萱,刘跃华,王健
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特殊高医疗需求人群的出现成为对既有制度边界的重大考验。这类人群的出现既源于疾病谱变化、技术进步与人口结构变迁,也推动了医疗保障政策对风险边界的重新定义。在现行制度中,基本医保以基金可持续性为约束,强调风险的常规化处理,商业保险在逆选择压力下趋向规避不确定性,医疗救助则以临界性与兜底性原则识别“极度脆弱的困境人群”。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医疗保障制度的自主性发展空间为突破传统制度工具之间的分割提供了可能。更高水平的协同性治理使制度能够从单一风险应对逻辑转向综合风险管理框架。在此基础上,我国有条件构建一种以“全体人民的风险可及性”为价值导向、以多主体协同参与为动力、以长周期保障与家庭支持为基础的“超常规医疗风险”保障模式,从而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提供新的制度路径。